然而，目前我国的矫治手段并不健全。民革中央调研时发现，现有“以教代刑”的“中间过渡性措施”制度，如社区矫正、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，相较于其他国家的“少年司法制度”，在司法性的矫正措施多样性和体系化方面，仍存在很大差距。

　　依法惩治与行为矫正并举

　　“家庭教育不完善，才是校园欺凌的源头。”戴立益说。她建议，建立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。完善“责令父母严加管教措施”的具体手段，比方说，可以责令父母管教并缴纳保证金、设定一至三年的管教期限等，比如可以引入“强制亲职教育”并作细化设计。

　　高小枚呼吁，尽快制定《反校园欺凌法》，整合目前已有的学校防治校园欺凌规定，将其提升至专项立法。将目前已有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、措施和标准等内容予以整合，将其作为《反校园欺凌法》的一部分。

　　“情节恶劣的要严惩不贷，情节轻微或年龄较小的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矫正。”高小枚说。比如，增设“社会服务令”，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推荐至公益性机构从事无薪工作并给予感化教育；改革工读学校，包括是否增加强制性就读条款，设置与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等；确立“工读预备制度”，即学生仍在原校读书，经一定预备期，据学生偏差行为情况，决定是否撤销预备档案或进入工读学校进行改造和教育。

　　“及时有效地矫正校园欺凌，否则有可能会换来更严重的报复。”马景林说。老师应该建立良好的师生信任关系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并矫正孩子的欺凌行为，不要把孩子间的欺凌当成可管可不管的事。

　　王义军则认为，校园欺凌是全社会的事情，每个成年人都要去反思的事情。预防和减低校园欺凌，需要成人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、所持有的价值观，以及人与人相处的边界和模式加以反思，需要成人与孩子共同创造拒绝暴力的文化与环境。记者 刘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