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十年后，托罗在《水形物语》中用异种生物与女主角的旷世爱情完成了对这一亚类型电影的改写，将传统的B级片题材转换为具有主流价值内核的童话故事，由此跳脱出原有的框架，被学院所接受。

　　故事的背景设定为上世纪60年代，仍然是冷战时期，鱼人也同样捕获于亚马逊河流域，但不同的是，导演用精准的镜头语言捕捉到了鱼人和女主人公——这两个孤独个体的情感世界。“一个人和不一般的生物能够一起去生活，做爱，也是墨西哥的风格。”托罗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。

　　据托罗本人透露，鱼人的形象来源于河神，被认为是自然力量的化身，如片名所预示的那样，是水的具形。他被科考队捕获，沦落为美苏冷战的试验品，又终于在女主人公的帮助下获救，重返自然世界。

　　“自然就是自然，不存在好和坏，他也好，他也坏。他是一个河神，不需要应对那些法律、道德，或者是人类的要求。对我来讲，这代表的是一种纯真。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托罗这样回应道。

　　与纯真相对应的则是失落的现代人类社会。一方面，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是国家利益主导下的科学实验，以及男性主导下的家庭关系；另一方面，诸多角色的身份都很特别，包括了残疾、少数族裔、性少数者、异形生物等等。

　　当鱼人独自站在日渐没落的电影院，痴迷于那些老电影，怀旧的迷影情节指向了电视机普及之前那个更为久远的纯真年代。与此类似，摄影的普及让身为画家的那位同性恋老人无可奈何，社会的发展与个体的孤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　　“艰难时代”的幻象与现实

　　对怪物的偏爱几乎成为了托罗这位墨西哥导演最著名的标签，同样为人乐道的还有他的收藏癖。《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的奇思妙想——我的私人笔记、收藏品和其他爱好》展示了他的这种喜好。他的收藏室包罗万象，堪称怪物博物馆。书房的角落里，甚至伫立着一尊孙悟空的铜雕像。这里充满了视觉的愉悦，也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。

　　“每次走进这间屋子然后再走出来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净化。天主教徒去教堂，犹太教徒去神殿，我来这里。”托罗这样说起自己的收藏室。在成为导演之前，他曾长期从事电影化妆工作，而后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，开始担任导演、制片人和编剧等角色，逐渐展露出他在各个领域的才能。

　　在制作《水形物语》的过程中，托罗同样亲力亲为，设计出了人鱼的造型。在采访中，他透露，这个角色的局部设计参考了日本绘画中的锦鲤形象，此外还有蝾螈和爬行动物。但在行为动作和情感方面，这个角色又是非常人性化的。在幻象与真实的边界，托罗将他的奇思妙想朝着现实的维度展开。

　　“当人们说，‘哦，幻象就是最大的逃避。’我的回答是，‘我绝不同意。’幻象是解读现实的最好手段。”他曾这样解释。

　　于是，这部电影有着神话的元素和童话的色彩，作为一出通俗的情节剧，传达着爱与美，在这一方面，托罗发挥了他作为导演的极致。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机器，托罗可以说是一名出色的机器设计师。另一方面，种种指涉现实的背景设定显示出这名导演试图超越题材限制的努力。他为这部影片最开始取的名字叫做《艰难时代的童话故事》，童话本身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。

　　但两者之间，有时也会产生裂隙。作为童话，故事一直在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展开，种种身份的现实元素相互堆积，却无法产生导向真实深处的主题效果。这决定了《水形物语》的长处，却也有人认为，这成为了它的软肋。

　　“别人的意见只是意见而已，我觉得不可能在电影史上找到任何一个把音乐剧、喜剧等所有不同题材和元素全部结合在一起的例子。”托罗这样说道，“我是希望拍一部电影，就像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一样，听的时候可以有一种治愈的能力。”他补充道。

　　无处不在的“政治正确”

　　在当下的好莱坞，电影的生产和接受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正在产生越加频繁的互动。一方面，电影是对现实的揭示与补充，而反过来，舆论机制也会影响电影的故事形态。与此类似，奥斯卡金像奖一方面有它自身的标准与尺度，但也无法逃离这个隐形的舆论空间。很多人因此批评这个奖项愈发“政治正确”到无聊，《水形物语》的获奖也引起了这样的争议。